为革命鞠躬尽瘁---沈泽民

 

       沈泽民，原名德济，笔名罗美、李清、扬风，1902年6月23日出生于浙江省桐乡县。1919年，他在南京参加学生运动，次年7月赴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学习。1921年4月经哥哥沈雁冰(茅盾)介绍加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1922年，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大上当选为团中央委员。1926年赴莫斯科中山大学深造，1930年回国。1931年1月，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被补选为中央委员，并任中央宣传部长。3月，沈泽民奉调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先后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委员、鄂豫皖省委书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等职，负责苏区党和政府的工作。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西征后，他领导军民为坚持、保卫根据地，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在残酷的斗争摧垮自己身体的危急关头，他向党中央写工作报告，沉重地检讨领导省委工作中的错误，表示要“洗心革面，重新做起”，并对以后的斗争方针提出正确的建议。1933年11月20日，沈泽民在河南省新县病逝，时年31岁。

奔波六霍商  领导反“围剿”

       1931年3月，大别山区的斗争形势又处在一个剑拔弩张的紧要关头。国民党集中10多个师的兵力，采取“追堵兼施”的战术，加紧部署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大战的硝烟又将弥漫边区。正在此际，在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被增补为中央委员，并担任中央宣传部长的沈泽民，奉中共中央派遣，偕夫人张琴秋一路闯关历险，从上海辗转来到大别山区，在根据地的艰苦斗争环境中，开始了他革命生涯中新的战斗历程。
       1931年1月，六届四中全会以后，中央向各根据地派遣了中央代表，成立中央代表机关。1931年3月10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鄂豫皖苏维埃区域成立中央分局决议案》，决定在鄂豫皖苏区成立中央分局，代表中央政治局直接领导这一地区土地革命的开展；中央分局成立后，原鄂豫皖边特委即应取消，中央分局定为九人，除指定沈泽民、舒传贤、旷继勋、方英、曾中生、柯庆施六同志外，并决定在当地边特委中推选三人，分局以沈泽民为书记。中央还决定立即在皖西成立特委，领导皖西苏区和非苏区10余县工作，归中央分局直接管辖。在此之前，原中共六安中心县委书记、皖西临时分特委委员舒传贤，从皖西赴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在鄂豫皖边特委尚未打通与中央联系的交通之前，建立了从皖西进入苏区的交通。3月中旬，就在国民党开始对鄂豫皖根据地进行第二次“围剿”部署时，沈泽民夫妇秘密携带中央介绍信从上海启程，与舒传贤一起，经合肥、六安，沿途闯过一道道关卡，于3月22日前后到达与六安县城隔淠河相望的赤白区边沿二天门。在这里，他们恰遇来此地开展工作的皖西临时分特委常委兼组织部长吴其昌(即杨季昌)，与皖西党组织接上关系，并由此踏入六霍商苏区。
       沈泽民来到苏区后，立即全身心地投入到指导和动员豫皖边区军民反“围剿”的工作之中。他在刚到达二天门的当晚，便和吴其昌等连夜参加当地党组织的会议，了解当地同志准备反“围剿”的情况。针对一些基层同志轻敌麻痹思想，他竭力向他们说明敌人第二次“围剿”的严重形势，并强调武装当地农民以配合红军保卫苏区的必要性，引导他们加紧组织和武装的准备。其后，从六安八区二天门出发，经四区南岳庙、三区独山、七区麻埠，向六区，即皖西临时分特委和鄂豫皖苏维埃东方办事处驻地金家寨奔进的五六天里，每至一地，他都要严加督促当地区委迅速向东方办事处领枪武装赤卫队，并帮助整顿基层组织，恢复苏维埃基层政权。四区和三区都是在沈泽民等人到后才恢复成立了苏区。后来，沈泽民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这样述及：“我自动身到合肥曾写了一个简单的报告，以后未写报告，原因是由于到了苏区就一天到晚忙于走路和开会，帮助当地的工作，没有整片时间……”工作的忙碌状况可见一斑。
       3月底，沈泽民到达六霍商苏区中心腹地金家寨。从苏区边沿区来到这里的一路上，沈泽民目睹了六霍商苏区在敌人第一次“围剿”时所受到的严重破坏。为了苏区不致再遭受敌人的蹂躏，沈泽民非常重视武装农民群众。他认为，在敌人新的“围剿”下，红军必须采取“集中力量打击敌人一个要点或弱点”的军事方针，在集中主力打破敌人一点，解除包围形势以后，就迅速向外发展，帮助临近区域的游击战争，扩大苏区；要达到这个目的，惟有坚决武装当地农民，使之有自卫能力，然后红军才有可能实施机动而取得攻势以打击敌人。所以，他一到金家寨，就提出“巩固苏维埃区域”、“一寸赤区的土地也不愿敌人来蹂躏”、“坚决武装地方农民群众”等号召，深得皖西同志的赞同。
       还在麻埠时，沈泽民等人就已接到各方警报，说敌人分两路来进攻赤区。此后，敌人要渡淠河的消息日益紧张。沈泽民到达金家寨的第一件事，就是与皖西临时分特委制订反“围剿”斗争计划，要皖西教导第二师从霍邱南部开回六安苏区，打击渡河的敌人，发动四、三两区的游击战争，同时武装当地农民。此时，红四军在商城拟以一部打通黄麻光罗苏区与六霍商苏区的联系，主力准备实施南下作战计划，皖西教导第二师前往商城会合并接受整编，未接到皖西临时分特委的信。这样，沈泽民就指导督促皖西临时分特委进一步加紧了武装农民群众的工作，敦促东方办事处和皖西临时分特委军委会派人专门负责，迅速向各区发枪，组织游击队，准备发动游击战争，袭扰进犯之敌。
       在组织和动员反“围剿”的同时，沈泽民还就根据地建设作了许多具体指导工作。他和舒传贤及随后来皖西的方英等同志一起，在两个多星期里，对六霍商苏区基本情况做了比较深入的调查，及时向中央报告了商城、六安、霍山、霍邱苏区的发展情况。对商城苏区的发展，沈泽民给予了很乐观的评价。他在报告中说：“商城苏区，宽一百多里，长有二百多里，几乎占商城农村全部，只县城及城北角不在范围以内。但已成游击区域，很快可以建立苏维埃，将县城完全包围起来……”此外，他和方英等同志指导皖西临时分特委改进工作方式，帮助建立了经常性的组织和宣传工作，制定了组织工作制度，创办了党报《火花》；整顿和加强基层党组织，取消各县行动委员会和六霍前方办事处，改组六霍县委，重建了六安、霍山、霍邱三个县委，并纠正由一些临时工作委员会代替区委职能的做法，加强了各县区委对苏区和游击区的领导，使之在游击区和非苏区一旦有了建立苏区的基础，就迅速将其恢复和发展为苏区。为了解决苏维埃财政来源，他还结合六霍商地区商业和手工业生产情况，帮助拟订和制作了建立苏维埃商务工作及组织大纲、税务局组织大纲及商业税收累进税率表等。  
       沈泽民初入苏区，置身于根据地火热的斗争之中，昼夜工作，几乎达到忘我的境地。尤其是他重视“武装农民”的工作指导，对后来皖西北农民武装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中共皖西北特委军委会于5月上旬一成立，即将武装农民作为第一件工作。到6月中旬，已改编赤卫队5个师、14个团、1个独立团、3个独立营，并组织3个教导队，负责训练赤卫军干部。为达到赤卫军每人一件武器，除武装了千余枝长短枪外，还制造了大量刀矛枪、土炮，使根据地群众更加严密地组织和武装起来。
       在金家寨，根据中央关于在皖西成立特委归中央分局直接管辖的指示，沈泽民等中央代表指导皖西临时分特委于4月17日至18日，召开第三次扩大会议，改组成立了皖西北特委，方英任书记。特委领导皖西北(豫皖边)19个县，其中包括商城在内的苏区县4个。这样，商城苏区在豫东南道委未成立前，即一直归属皖西北特委领导，六霍商苏区的联系更加紧密。
       这次会议是在“围剿”鄂豫皖根据地的东线之敌已渡过淠河，大举向六霍商中心苏区进犯的危急关头召开的。会议在沈泽民的主持下，着重解决了皖西北地区的组织领导和反敌“围剿”的方针问题。为了打退敌人的进攻，会议期间，沈泽民还兼程奔波往来于六安金家寨和商城亲区，要求主力红军支援皖西。
       遵照沈泽民等中央代表的意见，红四军立即改变主力红军南下作战计划，首先挥师东进，打击深入皖西之敌，然后回师鄂豫边，对敌实施各个击破。同时，根据地内广泛发动游击战争。军民协力奋战，至5月下旬，彻底打破了国民党第二次“围剿”，使根据地得到进一步巩固和扩大，并为以后的大力发展奠定了基础。沈泽民在皖西形势趋于稳定后，与舒传贤随军穿过商西和光麻苏区间的阻隔线，转往光山新集。

扎营新集市  主持筹建鄂豫皖省委

       1931年3月，就在沈泽民离开上海以后，中央又决定政治局常委张国焘为中央代表，取代沈泽民任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张国焘与派往鄂豫皖苏区担任团中央分局书记的陈昌浩从上海经武汉，于4月上旬到达鄂豫边根据地，而后由光麻苏区东进，4月17日晚在商城与沈泽民汇合，共同参与领导了根据地第二次反“围剿”，并待机西返光山新集。
       新集是光山县南部的一个重镇，在第一次反“围剿”斗争中已被红军攻克。这个城堡式的市镇，位于根据地中心，三面环山，一面临水，地势险要，且城墙高大坚固，超过一般的县城，市镇内有许多商铺粮仓和富豪宅院，均建筑得颇具规模。经过市镇整理，中共鄂豫皖边特委等根据地领导机关正准备迁入。5月上旬，沈泽民等人由皖西到达光麻苏区。在根据地第二次反“围剿”胜利已成定局的形势下，5月12日，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在新集成立。分局委员11人，其中，中央指定的有张国焘、陈昌浩、沈泽民、曾中生、旷继勋、舒传贤、方英、柯庆施(未到任)，在当地增补的有郭述申、高敬亭、周纯全，候补委员15人，由张国焘、沈泽民、陈昌浩组成常委会，张国焘任书记。16日，分局发出第一号通告，宣布分局成立并开始工作。此后，随着鄂豫皖革命军事委员会、鄂豫皖苏维埃政府等首脑机关在新集相继成立和许多党政军群领导机关迁入，新集镇改为新集市，成为这一红色区域的首府和政治中心。
       根据中共中央决议精神，6月间，中共鄂豫皖临时省委在新集成立，沈泽民任书记，郭述申任组织部长，徐宝珊任宣传部长。省临委主要负责筹备召开党员代表大会，以选举产生鄂豫皖省委，并讨论鄂豫皖苏区在目前斗争形势中的主要任务。此后，沈泽民主持省临委抓紧起草各项决议草案，下发各级党组织讨论，收集全党同志意见，还就代表选举办法、代表名额分配作了具体规定。
       经过认真筹备，1932年1月10日，中共鄂豫皖省委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新集召开。大会热烈隆重，盛况空前。来自豫东南、鄂东北、皖西北根据地和红军部队的代表326人到会。大会历时11天，热烈讨论了政治报告和组织、红军、白区、反帝、青年、职工等各项工作，通过了相应的决议案。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共鄂豫皖省委，正式委员31人，候补委员11人。由沈泽民等7人组成常委会，沈泽民任书记，高敬亭任组织部长，成仿吾任宣传部长，同时还选举产生了中共鄂豫皖省监察委员会。
       沈泽民在皖西指导成立皖西北特委时，因正处在根据地反敌二次“围剿”的危急关头，没有用六届四中全会精神“转变”今后工作的方针。但这次鄂豫皖省党员代表大会在六届四中全会“左”倾错误思想指导下，对政治形势作了不切实际的分析。基于对形势的不正确估计，会议一味强调“进攻策略”，提出今后的任务是准备与帝国主义直接宣战，争取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这些也都直接反映了沈泽民当时的“左”倾思想认识，以至在2月17日省委《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紧急任务》决议案中，沈泽民竟提出“偏师”之说。他认为国民党迁都洛阳后，进攻苏区与红军将由帝国主义者直接担负，而国民党的洛阳政府和其他军阀政府，只担负偏师的任务。后来，沈泽民曾沉痛检讨了这些错误。他在1933年1月5日写给中央的报告中说：“追想四次包剿以前，省委认为国民党迁都洛阳已成为偏师，忽视了这次 ‘包剿’，这主要是泽民的错误。但国焘同志对于决议的这个估计未加反对。一般的当时的发狂倾向，乃是普遍的倾向。”同年7月4日，他在写给中央的信中再次检讨：“这些错误主要的是应当由我来负责，在我起草的省委决议中，对于世界帝国主义大战与进攻苏区的估计，走入市侩式的偶然论断。……我犯这些错误的主要原因，是小资产阶级的‘左’倾幼稚病……”可以说，鄂豫皖省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是继分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之后，使“王明路线”在根据地内得到进一步贯彻。鄂豫皖根据地从而经历了一个错综复杂的曲折发展历程。
       鄂豫皖省委成立后，机关设在新集，与中央分局同在一个大宅院里办公。这是镇中的一处坐东朝西、规模较大的建筑，从前到后有5进大院，7栋双层旧式楼房，共 60余间。中间一条长廊将这座建筑分为南北两边，每边都组合成四个天井院。长廊串通，庭院整齐，门窗开朗，檐廊宽阔。中央分局和省委的负责人都居住在这里。位于南边第三进大院一间宽敞的房间，就是沈泽民的住室兼省委会议室。
       中共鄂豫皖省委的成立，从组织上纠正了中央代表机关代替地方党部的问题，日常工作都由省委做，中央分局开会决定，省委照中央分局决定执行。沈泽民即以中央分局常委、军事委员会委员的身份，参与重大政治军事活动和决策，又以省委书记的身份，主持省委担负起根据地内党的日常工作。在此前后，由于九一八事变的发生，全国掀起抗日反蒋的浪潮，国民党内部再次出现分裂，使蒋介石对鄂豫皖根据地部署的第三次“围剿”迟迟未能开始行动。鄂豫皖中央分局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和当时的敌我态势，决定采取主动进攻的方针，以打破敌人的第三次“围剿”。在省委的领导下，豫东南、鄂东北、皖西北特委(道委)广泛组织根据地群众，深入反 “围剿”动员，整顿、发展地方武装，开展“扩红”运动，扩大红军，多方筹集粮食物资，支援红军作战。
       期间，在根据地军民大力支援和配合下，徐向前等指挥红四方面军正确组织进攻作战，接连取得黄安、商潢、苏家埠、潢光战役的巨大胜利，使敌人的第三次“围剿”计划未及开始就告破产。随着军事斗争的胜利，鄂豫皖苏区迅猛扩大，东起舒城附近，西达平汉铁路，北濒淮河，南至黄梅、广济，面积达4万多平方公里，人口350万。红四方面军发展到2个军6个师，1个少共国际团，4个独立师，共45000余人，成为全国三大主力红军之一。地方革命武装达20余万人，建立了27个县革命政权，拥有黄安、商城、英山、罗田、霍邱5座县城。根据地建设和各项事业蓬勃发展。至1932年6月，鄂豫皖根据地形成全盛局面。

重建主力红军 独立坚持根据地斗争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迅猛扩展和日益巩固，极大地威胁着武汉、南京等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中心，1932年6月，国民党调集30余万兵力，开始对鄂豫皖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第四次“围剿”。面对敌人的疯狂进攻，根据地军民进行了空前激烈的反击，重创了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歼敌1万余人。但由于敌人兵力超过红军6倍之多，力量对比悬殊，也由于以张国焘为书记的中央分局在根据地全面推行“左”倾冒险主义的各项政策，包括错误的内部大“肃反”，损害了革命力量和人民战争的基础，尤其是盲目轻敌，错误指导，致使第四次反“围剿”失败。10月10日，中央分局在黄安县的黄柴畈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红四方面军主力转移外线作战，暂到平汉线以西活动，伺机再打回根据地。
       还在9月上旬中央分局和省委领导机关撤出新集，随红四方面军主力由豫东南向皖西北、继而向鄂豫边实行内线转战期间，沈泽民早年在苏联学习时患上的肺病复发，咳血不止，身体很虚弱。这时，有的领导同志劝他随主力红军转到外线去，与大部队一起行动，以便养治沉疴，但他执意不肯，倔强地说：“我是省委书记，不能离开苏区，省委书记的战斗岗位，就是保卫苏区，坚持斗争。”并且，他从思想上根本就不赞同张国焘及多数同志主张红军主力转移外线作战的意见，因而态度非常坚决。
       黄柴畈会议上，张国焘认为：反敌第四次“围剿”中，敌人的力量大大超过我们，我军经过各次战斗未能完成击溃敌人的任务，已完全处于被动、失败的地位。根据地内的主要城镇被占领，红军主力没有回旋余地，无法粉碎敌人的“围剿”，只有跳出敌人的包围圈，才能保存力量。如果将红军主力继续留在根据地进行战斗，是毫无希望的。因此，他提出去平汉路以西，与红三军会合。沈泽民则认为：第四次反“围剿”，我军未能击退敌人，处于被动和失败的地位，是客观事实，但是红军不应脱离根据地。他提出在敌人重兵深入根据地的情势下，采取分散游击的办法，坚持游击战争，伺机破敌。
       两种意见相左，争论得非常激烈。这时，红四方面军主力经过皖西北、鄂豫边内线转战，未能扭转局势，根据地大部丢失。敌人以重兵穷追猛堵。河口激战之后，红军主力处于方圆仅几十里的“弹丸”之地，四面临敌，境地岌岌可危，必须尽快对红军的行动方针做出正确抉择。为此，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指出：根据地中心区域已被敌人占领，我大部队不易活动，又已丧失了歼敌一路的机会，要分散游击，地方游击队还行，大部队就有许多困难。敌人兵力总比我大，有几十万人，而我根据地仅剩那么一小块地方，只要枪一响，不用两三个钟头敌人就会从四面八方合击而来，更何况你分散敌人也会分散呢?因此，徐向前总指挥赞成将红军主力暂时拉到外线，待调动和歼灭敌人后，再杀“回马枪”。最后，会议按照绝大多数同志的意见，并根据沈泽民的要求，决定中央分局和红四方面军总部率主力跳出敌人包围圈，暂时转移到外线作战，待机打回根据地；沈泽民率省委领导留下的部分红军和地方武装，坚持根据地斗争。
       黄柴畈会议的次日，在中央分局的领导下，红四方面军主力2万余人开始向西进发。此时，沈泽民的妻子张琴秋已由河口县委书记调任红二十五军第七十三师政治部主任，随部队西征。以后，由于国民党的围追堵截，红四方面军主力丧失了打回根据地的条件，不得不实行战略转移，寻找新的立足点。张琴秋随部一路转战到川陕，未能再返鄂豫皖根据地。从此，他们夫妇分别，天涯各方，至死，沈泽民都未曾得到妻子的音讯，生前也没有留下一个子女。
       中央分局率红四方面军主力西征转移后，国民党以约20万人的兵力，对鄂豫皖根据地进行军事“清剿”和经济封锁。敌人狂叫“血洗大别山”、“铲除干净、断绝根苗”，实行灭绝人性的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在敌人的疯狂进攻和摧残下，根据地被分割缩小。在豫鄂边区，尚存的苏区只剩下光山的东区、南区、八里区，罗山的宣化区，黄安的七里、柴云(今新县境内)两区，麻城的乘马、顺河(今新县境内)两区，以及陂孝北、陂安南的一小部分；在豫皖边区，只剩下赤城的3个区，赤南的5个区，六安的第六区和第三区的一小部分。留下的红军主力和地方武装力量既薄弱又分散。省委委员多数因在红四方面军主力中任职，已随军离开，留在根据地的九名委员又分散在各地党组织和红军中工作，一时难以实现统一领导。根据地斗争陷于危急关头。
       在严峻的困难面前，沈泽民率省委一班人力挽狂澜，毅然担负起领导根据地全盘工作的重任。10月间，沈泽民、郑位三、成仿吾回到黄麻光边区后，与徐宝珊、吴焕先组成省委常委会。在全面分析了斗争形势，研究了斗争策略之后，沈泽民在黄安县长冲主持召开省委第一次扩大会议，经过认真讨论，于11月12日通过了《关于反国民党四次“围剿” 下的总任务》决议案。省委号召根据地军民努力扩大红军，扩大游击战争，迅速使各苏区的游击战争运动打成一片，打破苏区游击战争的不平衡的状态，恢复整个鄂豫皖苏区，并且向外发展扩大游击区，从游击战争中锻炼出新的红军主力，经过艰苦的斗争打破敌人的“围剿”。省委第一次扩大会议决议案，虽然尚未明确提出独立坚持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斗争的问题，但实际上体现出省委坚持游击战争的决心和信心，并明确提出了中心任务，部署了各项具体工作，对于稳定人心、统一行动、扭转当时的混乱局面，起到了重要的鼓舞和指导作用。
       会后不久，留在根据地的红军主力团于11月4日在七里坪会合。次日，驻新集的敌人两个团向根据地光山南区郭家河进犯。26日，红军以五个团的优势兵力与敌激战终日，由于指挥不够统一等原因，仅毙伤敌数百人，自己也伤亡数百人。此时，又获悉红四方面军主力从湖北老河口一带向西北转移，在苏区引起一些波动。在此情况下，解决面临的独立坚持鄂豫皖根据地斗争，统一领导和集中指挥的问题已是当务之急。11月29日，沈泽民在檀树岗主持召开“最高军事干部会议”，总结一个多月来分散斗争的经验教训，明确提出依靠根据地目前现有的力量，独立坚持斗争的思想，并决定将根据地各红军主力团统一组织起来，重建红二十五军，以此为主力坚持根据地的斗争。第二天，省委在檀树岗村南河滩召开大会，沈泽民宣布新的红二十五军组成。军长吴焕先，政委王平章(后为戴季英)。全军辖2个师 5个团2个特务营，共7000余人。第七十四师师长徐海东、政委戴季英；第七十五师师长姚家芳、政委高敬亭。从此，根据地有了一只新的铁拳。
       在此前后，鉴于根据地被分割为鄂豫边、豫皖边两块相互隔绝的区域，为适应斗争形势的需要，沈泽民和省委又制定了相应的斗争策略：实行道区调整，撤销豫东南道委，将光山、罗山、潢川、信阳四县划归鄂东北道，赤城、赤南、固始等县划归皖西北道，分别加强两块根据地内党政军的领导力量和统一指挥；大力发展地方武装，先后编建10个独立师或游击师，共约9000人。其中，以豫东南各县独立团为基础扩编的有罗山独立第六师，光山第九路游击师，赤南第一路游击师，赤城第二路游击师。此外，根据地中心区域的各区、乡都普遍建立了战斗营或游击队、游击小组。这些地方武装分别在两个道区游击总司令部的指挥下，与红军一起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
       1933年1月，沈泽民主持省委又在麻城县大畈组建了红二十八军，军长廖荣坤，政委王平章，下辖2个团及1个特务营，全军约3000人。红二十八军组成后即开赴赤南，以赤南为根据地，发展皖西北游击战争。红二十五军则在鄂东北以师为单位，实行分兵游击活动。两支主力红军在地方武装的配合下，一面寻机歼敌，筹备给养，积蓄力量；一面协助地方党政机关发动群众、重整政权组织，恢复和发展根据地生产，以打破敌人的军事“清剿”和经济封锁，从而开始了保卫根据地的斗争新阶段，使革命红旗继续高高飘扬在大别山上。

纠正“左”倾错误  为革命鞠躬尽瘁

       度过严冬，又是一个春天。在省委独立坚持鄂豫皖根据地斗争思想的指导下，红二十八军和红二十五军两支主力红军分战于东、西两线，与各根据地党政军民一起，经过积极战斗，打破了敌人的划区“清剿”计划，部分地恢复了区、乡政权，初步巩固了鄂东北、皖西北中心苏区。1933年3月初，一直随红二十五军行动的沈泽民和省委总结两个月来的斗争经验，认为分兵活动积蓄了力量，根据地和红军的元气已初步恢复，同时，认为分兵活动虽然给敌人以一定打击，但战果不大，只有大量地歼灭敌人，才能彻底粉碎敌人的大规模划区“清剿”，以保卫和发展鄂豫皖根据地，策应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反“围剿”。于是，省委决定红二十五军集中行动，以便在运动中捕捉和创造战机，寻歼孤立薄弱或突出冒进之敌。
       这时，红二十五军经过前一阶段分兵活动，部队得到休整补充，士气非常旺盛。3月6日，省委和军部抓住有利战机，乘进占郭家河的敌军孤军冒进，立足未稳之机，指挥部队主动出击，全歼敌人两个团，缴获大批枪支弹药，取得红二十五军重建后的首次大捷。4月上旬，为了进一步集中兵力，省委将红二十八军编入红二十五军，编建为第七十三师，同时，决定组建红八十二师，坚持皖西北地区的斗争。红二十五军加强后，于4月间又连续取得了潘家河、杨泗寨等歼敌战斗的胜利，彻底打破了敌人对光山南区的进攻计划。在斗争中，红二十五军发展到13000余人。
       随着局部斗争形势的好转，沈泽民和省委竟被一时的胜利冲昏了头脑，无视敌强我弱的客观事实，错误认为根据地斗争已经进入反攻时期，急切地要夺回被敌人占领的根据地中心城镇，以图在战略上速胜。就在郭家河战斗胜利的第二天，沈泽民在祝捷大会上就号召根据地军民趁热打铁夺回中心城市，首先夺回七里坪、红安县、新集、宣化店。4月14日，省委发布通告，提出反攻时期的四大任务。恰在此时，省委又接到中共中央3月10日致鄂豫皖省委的军事指令。中央指示鄂豫皖省委：摆在我们面前的革命任务就是努力继续与加强和国民党军队作斗争，以便保持现有的和恢复以前的苏区，并且在这个基础上扩大苏区，只有集中力量实行进攻的战斗，才能解决这些任务，为此，必须把一切常备武装都归到红军二十五军里去。规定红二十五军的反攻计划是：第一步，应当以消灭七里坪敌人力量和夺取与巩固这个地点为第一任务，此后，去夺取河口、红安；第二步，夺取新集和光山与麻城间的重要道路的中间地段，并准备把红安与麻城东北的苏区和商城以南的苏区(赤南)联合起来。中央还特别强调：对于我们的进攻最适宜的时期恰恰就是现在。
       中央的指示和部署，更加助长了沈泽民和省委急于反攻的主导思想。于是，省委积极执行中央军事指令，抛弃游击战和运动战，把阵地战作为主要的作战方式，并把夺回七里坪等中心城镇作为红二十五军反攻时期的头等任务，于5月初贸然决定发动七里坪围攻战。
       对此，红二十五军主要领导人吴焕先、徐海东等提出不同意见，认为：在敌强我弱，双方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进行阵地战是不可能夺回七里坪的。因此，他们请求省委慎重考虑，改变围攻决定。沈泽民则一味强调必须执行中央军事指令，甚至以谁怀疑能拿下七里坪和各中心城镇就是右倾思想来压制不同意见。结果，从5月 2日至6月13日，历时43天的七里坪围攻战最终失败。因长时间与敌人拼消耗，加之病饿和错误地实行战地内部“肃反”，使红二十五军锐减到6000余人，红军和根据地遭受到异常严重的损失。事后沈泽民也意识到是机械地执行中央军事指令，使革命受到严重的损失，但是，却未能从根本上认识到指导方针上的错误，继而在第五次反“围剿”初期又造成更为严重的失误。
       6月底，省委常委、皖西北道委书记郭述申率红八十二师西来，由省委派往中共上海中央局请示工作的邵达夫也恰好返回。沈泽民遂于7月初在新集以南的太平寨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和省委第二次扩大会议。会上，邵达夫口头传达了3月15日《中共中央致鄂豫皖省委信》。信中的指示精神与3月10日的军事指令基本相同，要求省委抓住目前的顺利环境，集中一切力量，首先恢复和巩固鄂东北苏区，以便进而恢复和联络豫南、皖西北的整个苏区向前发展。信中告诫省委：目前最大的危险是固执于保守的游击战争的策略，要求省委改变“飘忽的游击战略”，立刻制定有计划有步骤的作战计划，夺回原有的阵地，为防御苏区，必须尽最大的、最后的力量。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会议于7月5日、9日分别通过了《中共鄂豫皖省委通告第一O八号》和《中共鄂豫皖省委第二次扩大会议决议案》。
       在敌人以10万兵力对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围剿”之际，沈泽民和省委完全接受中央的错误指示，更加坚持原来对形势所持的错误看法，认为：由于大举反攻的胜利，中心苏区已经有了相当的巩固，鄂豫皖苏区所处的是非常顺利的客观环境，把敌人正在布置对根据地的第五次“围剿”误认为只是为了破坏苏区秋收，因而提出 “保障秋收”是党和红军的惟一任务，并采取内线单纯防御的作战指导方针，决定集中一切力量在中心御敌，保卫苏区每一寸领土。
       由于省委在形势的判断和作战指导方针上的错误，当国民党军队以鄂东北为重点，于7月中旬开始第五次“围剿”后，红二十五军在光山、黄安边界的中心区摆开阵势，与敌正面对抗，死打硬拼。后因粮食断绝，部队既要到白区筹粮，又要在内线忍饥作战，结果，筹粮不济，作战失利，伤亡惨重。至8月底，鄂东北保卫战失败，红二十五军被迫东移皖西。到了赤南根据地以后，部队得到短暂休整。很快，敌人也将重兵东移，从四面合围而来。省委继续采取内线单纯防御的作战方针，又导致皖西北中心区保卫战失败。这期间，沈泽民病情日益严重，躺在担架上随军转战，全军只剩下3000余人。9月26日，沈泽民抱病在商城的大埠口主持召开省委会议。鉴于敌军主力调集到皖西北，而红二十五军经连续转战，兵员损失很大，会议决定立即返回鄂东北。10月2日，省委率红二十五军强行穿越黄(川)麻 (城)公路时，遭到敌军南北夹击，被截为两段。沈泽民和军长吴焕先率2000余人突破封锁线西进，徐海东副军长及后续部队被阻隔在路东，折转回赤南根据地。从此，红二十五军被分割在两地，力量更加削弱，直到半年后两部才重新会合。
       接连的挫折和失败，使沈泽民受到强烈的震撼，感到无比痛心。10月7日，到达黄麻边界的紫云寨与鄂东北道委会合后，省委决定已过路西的红二十五军以紫云寨为中心，以团为单位，实行内线分兵活动。在这期间，沈泽民对七里坪战役以来的失误和教训，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自责，开始与其他领导同志一起，重新考虑斗争方针问题。
       经过一周的酝酿，沈泽民支撑病体，于10月16日在紫云寨主持召开省委第三次扩大会议。这次会议本准备全面检查以往的斗争方针，作出指导今后斗争的政治决议案和苏维埃、党、红军与群众工作等一系列专题决议案，由于敌人的包围进攻，会议只进行了一天半即仓促结束，未能实现原定计划。但是，转变斗争方针的问题由此提上日程，并进行了初步研究。
       从紫云寨突围以后，在向老君山、天台山转战途中，沈泽民又患上疟疾，身体更加虚弱。这时，红二十五军在鄂东北内线分兵活动又遭失败，主力只剩下1000余人。各县区党政组织除光山县委仍在光麻边界的田铺一带(今新县境内)坚持外，其余几乎全部被摧垮。根据地斗争形势的空前严重，更促使沈泽民痛下迅速转变斗争方针的决心。同时，一些在外线游击的红军部队和地方武装，灵活机动地打击敌人，都接连取得胜利，并联系了群众，取得了供给；一些由基层干部、党员和群众组织起来的便衣队，昼伏夜出，行动灵活秘密，不断袭击敌人，使敌人难以对付。这些斗争实践，又使沈泽民和省委寻觅到挽救革命的途径，看到新的希望。
       深秋的大别山，劲松依然苍绿。躺在担架上的沈泽民病势已危，面容异常憔悴，但他内心似火一样灼热。根据省委第三次扩大会议的初步研究和会后对斗争经验的总结，他强支病体，忍受着极大的痛苦，于随军转战之中执笔给中央写出报告。这篇一万余字的报告，他十分吃力地写了很长时间才完成。11月10日，报告经省委常委会通过。
       沈泽民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光明磊落，严于自剖的襟怀，勇敢正视现实，真诚地承认错误。在报告中，他代表省委沉痛检讨：在郭家河、潘家河大捷的胜利后，弄到现在的局面，完全是过去错误所造成的，完全由于我们的路线错误与实际工作中的拙劣和脱离群众所造成，认为我们真正成了工农的罪人。他诚恳地表示：今后惟有万死的决心来转变，决心洗心革面，重新做人，并且“已从上层起用最大力量来转变”。对于今后的出路，他认为：生死存亡只有在一个问题上来判断，即是对群众的关系。决心纠正以往的工作路线，真正面向群众，团结群众。
       关于今后的斗争方针，他在报告中提出：及时采取游击方式来牵制敌人，消灭敌人，以恢复和巩固苏区，各游击队联合红军深入到敌人占领区域活动，夺取物资，骚扰敌人，同时宣传与组织群众和建立秘密工作；要建立白旗下的群众工作和秘密组织工作，首先最有效的还是发展便衣队的组织，并发展党团的秘密组织和建立交通、侦探组织等。
       报告中所提出的方针和策略，是游击战争环境中革命实际经验的总结，在豫东南首先进行贯彻执行后，很快被证明是正确而有效的。随着省委斗争方针的转变，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从此逐步实现了从失败走向胜利的重大转折。
       而沈泽民再未能与战友们共同分享胜利的喜悦，他在抱病写完给中央的报告10天以后，即1933年11月20日，病逝于新县卡房枣林山村，终年31岁。

（李吉光  焦予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