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风格

       解放战争中，邓小平同志和刘伯承同志一起统率部队，总是处在战略全局中的关键位置，处在同敌人针锋相对斗争的最前线，坚决执行毛泽东同志的重大战略决策，不畏艰险，勇挑重担。在纪念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胜利60周年的日子里，大别山人民不会忘记，在人民解放战争处于战略转折关头，中原中央局书记、晋冀鲁豫野战军政治委员邓小平与刘伯承司令员一道率晋冀鲁豫野战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所建树的不朽功勋以及他在组织领导创建大别山解放区斗争中表现出的崇高风范。

“人们习惯地把刘邓连在一起”

       解放战争进入第二年，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科学地分析全国革命形势和国共两党军事力量的变化，明确指出人民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时机已经成熟”，毅然决定“举行全国性的反攻，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域” 。
　   根据这个方针，经过反复考虑和多方权衡，中共中央、毛主席把战略进攻的方向选定在大别山区，并做出三军配合、两翼牵制的战略部署。为了便于统一领导和组织各方面的力量经略中原，中共中央于1947年5月16日决定组成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新的中原中央局。
       遵照中央中央的战略部署，1947年6月30日，刘伯承、邓小平率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毅然担任突击队的任务,实施中央突破,强渡黄河天险,千里跃进大别山,揭开了人民解放军战略大反攻的序幕。此举不但实现了党中央把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的战略目的,而且犹如一把利剑插入敌人心脏 , 迫使蒋介石把防线由黄河退到长江一线 ,倒退了一千里。
       南征将士不会忘记在取得战略进攻的首战鲁西南战役胜利后,刘邓首长为捕捉南下战机,呕心沥血、慎思断行,乘敌不意出奇兵；不会忘记,汝河血战火线上,刘邓首长冒着敌人炮火挥师从敌人前堵后追中杀出一条血路,突破汝河，“狭路相逢勇者胜”的英雄气概；不会忘记,在大别山艰苦的斗争岁月里,刘邓首长统揽全局、无私无畏的战略家风格。正是这种团结共事的高尚风格，共挑重担的伟大精神,影响和激励12万大军在无后方作战的极端困难条件下，完成党中央毛主席交给的战略任务。
       他们配合得是那么默契,不需要太多的言语。1947年8月24日,突破汝河的部队集结息县彭店,准备渡过南征的最后一道天险淮河。刘邓大军到来之时,正好上游刚刚下过雨,河水上涨。敌人追兵先头部队仅距我后卫部队15公里,如两天不能过河,部队将被迫背水作战，情况十分紧急,刘邓连夜召开紧急会议。邓小平提议：“伯承先行指挥渡河,我和李达在后指挥部队阻击。”刘伯承果断地说:“政委说了就是决定,立即行动”。如此重大的渡河行动,就在一瞬间决定了。结果部队抢先一步渡过淮河,敌军的大路追兵到了河边,面对突然暴涨的河水,看看刚刚远去的刘邓大军,只好“望河兴叹”。他们相互信任，互相支持。当国民党军队大举围攻大别山，敌情空前严重的时候，邓小平对刘伯承说：“我到底比你年轻。我留在大别山指挥, 你到淮西去指挥全局。”
       1947年10月的一天，光山县境内的一个山坡上，一纵连以上干部正在聆听邓小平的讲话。讲到刘伯承的指挥艺术，邓小平这样说道：“刘伯承同志有高超的指挥艺术，是作战经验极为丰富的杰出军事家。正是在刘司令员和中原局、野司的指挥下,我们不但走到了大别山,而且还取得了钟铺、斛山寨、高山铺等战斗的胜利。”由此可见邓小平谦逊的领导作风。
       邓小平在回顾这一段战斗历程时说：“二野的内部关系是非常团结、非常协调的。上下级之间、各纵队之间,甚至于更下层一点,关系都很协调。”“这是个了不起的力量。”这种力量正是邓小平在大别山区党政军民中极力倡导并率先垂范的团结战斗、勇挑重担的精神。
       几十年后的1986年,邓小平在回忆刘伯承的纪念文章中,曾满含深情地说：“我和他长期共事,相知甚深。”“我比他小十多岁,性格爱好也不尽相同,但合作得很好。人们习惯地把刘邓连在一起,在我们两人心里,也觉得彼此难以分开。”

“在新区树立两个观念非常必须”

     “在新区树立两个观念非常必须”,这是邓小平在给毛泽东主席《关于新区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中提出的。邓小平作为中原局主要负责人,主持与领导开辟新解放区的工作，面对复杂斗争形势,于戎马倥偬之中，注重调查研究，不断总结新区斗争新经验，仅在大别山期间就先后向党中央毛主席写出调查报告10余份。这些报告提出的政策和策略思想，受到毛主席的高度评价与赞扬，体现了他崇尚实干、尊重实践、实事求是的作风。
       创立解放区，必须转动打胜仗歼灭敌人、发动群众实行土地改革两个轮子。中原局和野战军指挥部从一开始就把地土改革作为主要任务之一，作为发动群众的重要手段来抓。1947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公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10月12日，中原局、中原军区发出“关于放手发动群众创造大别山解放区的指示”，强调部队要把发动群众实行土地改革看成是自己的头等任务，立即放手发动群众，普遍地开展分浮财运动，在运动中组织贫农团和农会，讨论贯彻中央新颁布的《中国土地法大纲》，立即开始分田。随着“指示”的宣传、贯彻，不少地方提出了“一手拿枪，一手分田，打到哪里，分到哪里”和“村村点火，处处冒烟，走一处，点一处”等口号，并随之开展宣传发动和打土豪分田地、分浮财运动。
       但由于敌情严重，尚不具备进行土地改革的条件，特别是初到新区，在政策和策略上发生了失误，犯了左倾急性病错误，致使土改工作成绩不大，扩大了打击面，脱离了群众，给对敌斗争和确立解放区的事业造成了一定困难。
       邓小平以他对客观事物的敏锐洞察力和实事求是的精神，及早发现了这一失误，及时纠正。1948年1月30日邓小平在给毛主席的综合报告《关于大别山的阶级情况与几个策略问题》中，对大别山地区的特点进行了分析，提出“大别山区(包括鄂豫、皖西两区)1200 万人口，我们要力争 600 万人口的巩固区(经过严重的斗争),另一半人口的地区则将是较长时期的游击区。”并建议对两种地区的土改实行不同的政策和策略。1948年2月8日，在《关于新区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中，明确提出：“在新区树立两个观念非常必须。1、根据地之确立与土改之完成，要经过相当长的过程，绝非一年半载所能达到。2、斗争策略上应分阶段分地区的逐步深入，开始应缩小打击面，实与农民有利，否则必犯急性病和策略上的错误。”进而指出“我们南进后，由于对此认识不够，对此估计不足，企图迅速完成土改，确立根据地，五个月的成绩甚微，确犯有急性病毛病。”毛主席在转发这个报告的批语中指出：“小平所述大别山经验极可宝贵，望各地、各军采纳应用。分阶段、分地区极为必要。”
       邓小平从复杂的局面中发现和解决新问题，从大别山区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新区应注意的政策和策略问题，不但对纠正急性土改，指导大别山区的斗争，而且为党中央制定新区政策做出了极为宝贵的贡献。1948 年 3 月 8 日，邓小平在给毛主席的综合报告《关于进入大别山后的几个策略问题》中，详细地列举了进入大别山后所犯之左倾冒险急性病表现的 6 个方面，并提出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和观点，如: 团结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分别可以巩固区和游击区的不同策略步骤；注意工商政策，等等。毛主席批示“报告非常之好，立转各地仿办。”随着这些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中原地区的左倾急性病错误都较快地得到纠正，并根据中央指示，停止了土改，普遍实行减租减息和合理负担。
       邓小平不但身体力行地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检查总结党的政策贯彻执行情况，而且一再要求党员干部要加强对党的政策、策略的学习。他在《加强对党的政策、策略的学习》一文中指出:“党的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没有正确的政策策略，路线是空洞的。”并强调“这一点，每个党员、每个干部，负的责任越大就越有认识的必要，越是领导机关，就越不能粗心大意。”他要求“每个党员每个干部都必须警觉起来，加强对党的政策策略的学习和掌握。”
       邓小平这些论述和意见，体现了他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创造性运用于实践的精神，为党的新区工作政策的制定提供了重要依据。新区政策的实施，较好地解决了前一时期工作中出现的问题，使少数反动派陷于完全孤立，加快了开辟和巩固新解放区的步伐，从而也加速了全国解放的进程。

“一切行动都要以维护群众 的利益为出发点”

       邓小平曾深情地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他尊重群众，时刻关注广大人民的利益和愿望，体现在他全部革命实践活动中。在大别山期间，军事形势十分险恶的情况下，他更是时刻心系人民群众的疾苦。
       邓小平特别重视部队的群众纪律，对于部队进入大别山区后，可能出现破坏群众纪律的现象防患于未然。邓小平多次对干部战士讲：毛主席在井冈山之初规定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决不是什么简单的规定，而是党的路线和政策的体现，能否坚决执行，关系到我们在大别山能否站得住脚。9月2日，刘邓就在经扶县（新县）小姜湾召开的干部会议上，提出整顿纪律问题。会上，就执行新区群众纪律制定了约法三章，宣布了“枪打老百姓者枪毙、抢拿民财者枪毙、强奸妇女者枪毙”的3条纪律。会后，野战军总部通电各纵队，颁发了整饬纪律的紧急命令，并令政治工作人员下部队传达会议精神，整顿军纪。
       1947 年 11 月 , 蒋介石命国民党国防部长白崇禧组织“国防部九江指挥所”，集中 33 个旅的正规军和大量地方武装，对大别山发动大规模的围攻，企图将刘邓主力围歼或逐出大别山，彻底摧毁大别山解放区。针对空前严重的局势，刘邓首长决定采取内线坚持与分兵向外，内外线配合，寻机歼敌的方针。以第一纵队和新到大别山的第十、十二纵队跳到外线，分兵向淮西、桐柏、江汉三个区实施战略再展开；留第二、三、六纵队在大别山，结合各军区、分区地方武装，组织广大群众，坚持内线斗争，巩固大别山解放区。12月12日，野战军直属部队分为前后两个指挥所，刘伯承司令员、张际春副政委率“后指”、中原局机关，和第一纵队北渡淮河，挺进淮西；邓小平政委、李先念 副司令员、李达参谋长率“前指”留在大别山，转战大别山腹地新县、商城等地。
       军情险恶，战事频繁，邓小平每到一地还亲自深入到基层，调查研究，掌握情况，以身作则，检查部队执行群众纪律情况。
       1947年12月27日，邓小平率前方指挥所驻扎商城县南部山区五里山村。冬月的大别山区，滴水成冰，青年人都冻得搓手跺脚，邓小平、李先念、李达穿着同样单薄的灰粗布棉袄，自然也挡不住寒。一位副主任叫警卫员抱点稻草给首长烧堆火，烤烤手。邓小平一听忙说“不用烤, 大家都过得去，我们怕什么?群众的一根草也来之不易呀！" 他还时常检查盛潲水的桶盆里面是否有饭粒。他告诫干部战士说：“群众最痛恨抛撒粮食，他们生活十分困难，我们千万不能浪费”。
       1948年元旦上午，邓小平、李先念、李达和鄂豫区党委书记段君毅来到金寨县漆店区下楼房视察工作。途中路过商城南部的黑河村，一位老乡反映，前一天解放军在湾子里打土匪，把他的一头黄牛弄丢了。这头牛被土匪抢走了，解放军一打，土匪跑了，牛也没下落。等他去找时，队伍已经走远了。
       老乡丢牛的事牵动了邓小平政委的心。几位首长翻过九峰尖大山 , 走进金寨县地区 , 宿营时遇上了工作队陈科长带领的工作组。邓小平一询问，恰巧就是他们前一天在黑河村剿匪，并且牵来了一头黄牛。邓小平马上叫他们把牛送还老乡，并严肃地说“你们怎么不想一想，土匪的牛是从哪里来的？凡事一定要多动脑筋。一切行动都要以维护群众的利益为出发点。在新区工作，尤其应特别注意这一点。”
       晚上，邓小平再次询问老乡的牛送去了没有。当他听说牛已经由陈科长亲自送去，并当面向老乡道歉了，才温和地说：“这样就很好，不要认为这是件小事情。严守纪律，关心群众，这是关系到我们能否在大别山立足生根的大事。”
       1948年2月至3月，刘邓大军主力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为了在外线更多地歼灭敌人，先后转出大别山区，实现了刘邓、陈谢、陈粟三军会师，开始中原逐鹿的第二阶段。1948 年 11 月，中原、华东两大野战军发起了规模巨大的淮海战役。1949 年 4 月，以大别山区为前哨阵地，发起渡江作战，开始了解放全中国的伟大进军。
       邓小平转战大别山虽然仅半年时间，但他的业绩和风范，他的策略思想，他的实事求是、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他的谆谆教诲，大别山人民永远不会忘记！                                                  

（项先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