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在黄湖“五七”干校

2008年，石仲泉与潢川党史研究室主任在胡耀邦旧居前留影
 

       在纪念耀邦同志九十诞辰之际，我专程赶到耀邦同志时任团中央书记时遭迫害下放的河南省信阳市潢川县一个边远农场——团中央“五七”干校黄湖农场，找到了当年一位与耀邦同志同吃同住同劳动，日夜生活在一起并结下浓厚友谊的工人师傅吕洪志。现将他的回忆以第一人称的口吻整理如下，作为对耀邦同志的纪念。
初识胡耀邦
　　一九六九年，林彪、“四人帮”一伙借口落实一九六六年五月七日毛主席致信林彪，说解放军及工、农、兵、学、商、党政机关都要办成一个大学校的有关“最高指示”、加紧了迫害高级干部的步伐。胡耀邦在倍受凌辱之后，被遣送到团中央“五七”干校——黄湖农场。黄湖农场位于河南省信阳地区的潢川县、是一个闭塞、贫困的淮泛区。这里约有两万亩荒芜的洼地、土质碱化，十年九涝，按林彪、“四人帮”一伙的意思是这里荒地多，发展余地大，好让团中央及所属机关2000多人及子孙后代有发展余地。
　　一九六九年初，二千多名团中央及直属机关的干部包括他们的妻子、孩子都来了，耀邦同志因参加党的“九大”而迟来了一个多月。在当时的情况下。胡耀邦同志为什么还能参加“九大”呢？听“干校”，其他同志讲，这里面还有一段故事：
　　由于林彪“四人帮”一伙从中作梗，耀邦同志的“九大”代表资格被无故取消了。毛主席发现代表名单里没有胡耀邦的名字，生气地问：“怎么没有了胡耀邦？”“四人帮”的一个党羽忙出来打圆场：“是因为别人不投票选他。”“别人不选他，我选他！”在毛主席的直接关怀下，耀邦同志才参加了“九大”。
　　我和耀邦同志第一次见面是一九六九年五月的一天。这天下午在到“干校”食堂就餐的路上，我发现前边走着一位约莫有五十多岁的人，来到食堂后，他默默地站在长长的排队打饭的队伍后面。这时，前面有不少人撤在一边，请这位老同志往前面站，但这位老同志仍微笑着、有礼貌的站在队伍后面。我不禁有些纳闷，他是谁？他为什么受到人们如此的尊敬且又如此谦虚？
　　我好奇地打量起这个人来。
　　他，上身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旧制服褂，下身穿着灰卡叽裤子，脚穿一双裂开了口子的解放鞋，身材虽不算高大，但很精神，清瘦、干练，给人一种亲切，平易近人且乐观自信的感觉，尤其是满脸灿烂的笑容，同“干校”一小部分人及家属、孩子因下放遭贬带来的悲观情绪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心想，下放到这里劳动的都是有“问题”的人（当时“上级”是这样宣传的），咋还能有这样高素质的人？
　　当时“上头”对“干校”搞军事化管理，实行连排班制，让“干校”的同志夫妻、孩子分居，我当时编在一连一排一班，一连是基建连，当时的黄湖农场是由于环境恶劣被当地政府遗弃的一个原国有小农场，连附近的居民都纷纷迁走，连一间能住的房子都没有，别说什么自来水、井水了。因此“上头”专门成立了我们这个基建连，也就是干校一连，农闲盖房子，农忙下地。这个连主要是挑选团中央行政机关里出身好的人组成，选我和另外一个也是出身好的会建筑的农工教他们建房。记得一天上午，我们正在建连队食堂的几间房子，一位女班长把我领到一个老同志面前，我一看就是昨天晚上见到的那个人。女班长介绍说：“这是耀邦同志。”啊，他原来就是胡耀邦!怪不得呢。耀邦同志微笑着朝我点头问好。“这是吕师傅。”女班长又指着我介绍说。“吕师傅好！”耀邦同志略带湖南口音，一边问候我，一边亲热地拉住我的手说：“收下我这个徒弟吧？”我不知该如何回答，只是傻笑笑。
　　女班长又告诉我，“上头”——那时我们对林彪、“四人帮”派来监督的军代表的戏称——把耀邦同志分在我们一班，由我和另一个叫孙自福的师傅带他当泥瓦工。从此，我们就有幸和胡耀邦同志一起开始了近三年难忘的生活。
　　我们很快同耀邦同志熟了。他根本没有架子，常跟我们拉家常，了解农村情况，还常同我们开玩笑，常说笑话。
　　有一件事，常使我们犯难：“上头”有过命令，不准称呼耀邦为同志。但我们怎能对这位爬过雪山、走过草地的老红军直呼其名呢?于是我们就称他“老干部”。这既不违犯“上头”的指示，又不失我们对耀邦同志的尊敬。就这样，“老干部”这个称呼不胫而走了，直到他在总书记任上我见到他时，还是这么称呼他。
　　当天晚上，“老干部”的几件行李，也就是被子、毛巾、牙刷、几件换洗衣服，这所有的家当就搬到我们一班居住的四面透风、三面漏雨的小工棚里，但令我纳闷的是后来陆陆续续不知从哪儿又搬来不少书，塞在土坯支的床下。黄湖这个淮泛区雨多，尤其是春夏之交的“梅子黄时雨”，一下就是几十天，恰好逢上“老干部”刚来黄湖的那一段，我们的工棚几乎没有干过，夜晚经常被飘进或漏进的雨将被子打湿透。
　　“老干部”刚搬来和我们一起住时，我们同这样大人物一起生活很紧张，再加上“上头”把他说得很可怕，我们是带着复杂心情同他在一起。没多久，我们就发现他不像“上头”说的那样，是个勤奋、好学、认真、乐观、亲切、和善的老人，很快同他熟悉并亲切起来。
被虐并抗争着
　　“老干部”在黄湖的两年多，是在凌辱、批斗中度过的两年多，但也是他同“林彪”、“四人帮”及其派的军代表即被我们戏称“上头”的人斗争、抗争的两年多。
　　“老干部”开完“九大”刚到黄湖，“上头”一边让他参加超强度的、折磨人般的、每天十几小时的劳动，一边让他写检查、作检查。
　　不要从外表看他溫文尔雅，加之当时有病，似乎弱不禁风，天天面带微笑，但同“上头”却铮铮铁骨，怒目圆睁，宁折不弯。“上头”让他写检查，他只写说明，说“我没有错”；“上头”批他反毛主席，他抗争说“我说过反思毛主席的作法，从没反对过毛泽东思想。再之，毛泽东思想是党中央及全中华民族集体智慧的结晶，不是属于个人的”；“上头”说他同正在批判的“刘邓”穿一条裤子，他说对任何人都要用哲学观念一分为二的看人，谁忽视刘少奇对我党的贡献，谁就不是真正的马列主义——听这话时，我吓得头发都快竖起来了，要知那时讲这话可能要打成xxx甚至杀头的啊。
　　记得“上头”千方百计地要将“老干部”定为走资派，“老干部”就是不在材料上签字，有一次逼了他两夜不让他睡。他一直是那句掷地有声的话：“我不是走资派。”“那你为什么反对割资本主义尾巴?”“上头”气势汹汹地问，“如果说农民种自留地，养鸡、鸭等创造财富就是资本主义尾巴，我认为违背了马列主义。”“你还胆敢反对喊毛主席万寿无疆，林副主席身体健康?”“上头”歇斯底里地拍桌子，而“老干部”不温不火地答：“人不能活万岁，万寿无疆违背自然规律，违背科学，更不是马列主义；身体健康一靠遗传，二靠锻炼，三靠好的生活习惯即规律的生活，开朗的心境，合理的营养，不懈地锻炼、决不是靠喊出来的。”最后“上头”不得不妥协，让“老干部”签个“个人不同意定为走资派，服从中央决定”的保留意见报中央。
　　还有一次，可能是“上头”举行什么纪念毛主席畅游长江的活动，几个“上头”躺在救生圈中被几十个爪牙推着、吹呼着，与毛主席万岁声、林副统帅身体健康声应和着，我们回去说与“老干部”听，“老干部”生气地骂“跳梁小丑”。我偷偷劝他：“‘老干部’，你少说点行不行，祸从口出啊！”“我不怕”，“老干部”猛地掐灭烟头，“共产党员就是要能说真话，敢说真话，善说真话。关键是敢说真话，敢言人所不能言，言人所不愿言，言人所不敢言，夏桀不让人说话，还设腹诽罪，人们相见只能以目示意，结果是很快自取灭亡。秦始皇焚书坑儒，不让言论自由，结果死后不几年，‘楚人一炬，可怜焦土，土崩瓦解’。清朝设‘文字狱’，戴逵等读书人因一句‘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获罪并牵连几万人，清朝随之也‘忽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我听他说得头头是道，也没词可劝了。
　　他不仅自己与“上头”抗争，与艰苦的环境抗争，而且常开导我们学会如何对待挫折。他常说，挫折、困厄是懦夫的万丈深渊，是强者、智者的成功阶梯。人生论顺逆，不论成败，顺逆成败都是人生的内容。看一个人的修养、智慧主要是看他对待顺逆的态度及做法，能否做到顺时不骄不痹，逆时不弃不馁，险时不慌不忙，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一次中国青年报社的一位青年人忍不住这非人的环境想自杀，“老干部”做他的思想工作，久久未睡，深入浅出，循循善诱，我听得入了神，等我睡醒一觉他还在交谈，我记得他当时说的最困厄的时候也是事情将有转机的时候，如月缺到最很时马上即开始圆时，冬天最冷时，也就是春天不会远时，人生、事业都是困难与成长同在，危机与转机齐飞，汉字的“赢”字就是以“亡”起笔，亡即灭亡、困厄，即危机，危机是赢即成功的前提，后来这青年人不仅不再想自杀，而且很乐观，重学习，听说后来成了大学问家。
劳苦并快乐着
　　“老干部”刚到黄湖，迎接他的除了各种各样的监督之外，就是惩罚性的体力劳动。具体说是“一天四出勤”即早晨天不亮到夜晚十点后，三顿饭大部分送到工地吃，只是到后来夜晚才没让他出去。开始我总担心耀邦同志吃不消，有时瞒着监督他的人帮他一把，他总礼貌谢绝，后来天天见他乐哈哈的，还时不时同我们开玩笑，给我们讲笑话，也就不担心了。
　　他每天上工总是站在队伍的前头，收工时又总是留下收拾工具，走在后头。无论是风里、雨里，还是盛夏、寒冬，他从不旷工、迟到，除非有病躺倒。记得我有次问他：“身体能受的了吗？”他笑着回答：“身体器官是用进废退，共产党人就是要时时注意‘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
　　一九七○年二月的一天，在去修简制闸的途中，“老干部”痔病发作，不到一里路，就拉了两次血。我和孙师傅见他脸色苍白，不住地喘着粗气，就劝他回去休息，他却说：“没啥，没啥。”直到连迈步的力气也没有了，他还不愿走，我同孙师傅强行将他架回。“上头”问时，我们谎称他拉砖去了。
　　一九七一年夏天，修建“跃进闸”的战斗开始了。
　　首先是筹备建筑材料，需要到七十里外的坛山拉石头。“干校”的左倾“头头”放着汽车不让我们用，却提出什么“一颗红心两只手，自力更生样样有，汽车不用地下走”。折磨“老干部”等人的用意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并且规定人人都必须参加。出发的那一天，鸡刚叫，我同“老干部”就起了床，一人拉起一架车子上路了。
　　淮南的五月，天气已经很热了，可谓骄阳似火。“老干部”头戴草帽，拉着载满石头的车子艰难地走着。自始至终，“老干部”的褂子没干过，车子也没有落在别人的后头。走这么远的路，拉这么重的东西，我们这些年轻人的脚也有些肿了，肩膀也勒红了。“老干部”没叫过一句苦，发过一句怨言，一路上都有说有笑。记得那天中午我俩坐在路边塘埂柳树下啃干馍，带的水喝完了，就捧池塘里的水就着馍喝，看他弯下不太方便的腰低头捧那雨后还明显带有泥浆的水喝时，我心里一热，眼泪就出来了，这在战场上九死一生的老红军竟受如此对待，就忍不住悄悄地说：“‘老干部’，这对你太不公了！”“没什么，没什么，吕师傅，顺逆成败都是人生的内容，没听老子讲过‘委屈反能求全，低下反能充盈’？”我又问“老干部”：“你不觉得苦吗？”他看了看我说：“长征时，我们每天要比这走得远，路要比这难走，并且头上有敌机轰炸，下面有敌人堵截。一天我病了，还是照样赶路，现在同那时比，强多了。”我知道这是“老干部”在有意安慰我们，现在怎能同长征相比呢?现在一个健康的农民到了他这么大年龄，也不用参加这样沉重的劳动了，何况他还有一身病呢？这一天，我从早到晚一直紧跟着“老干部”，遇到爬坡上坎就将我的车子放一边帮他推上去，他上去后又回来帮我推，我还记得他当时开玩笑说：“我俩相依为命。”到晚上回来时，我的脚又痛又肿。我去看正用温水泡脚的“老干部”，腿肿得一按一个深窝。
　　拉够石头后，建闸就开始了。
　　“老干部”的任务是把运到附近的一百多袋每袋100斤的共计一万多斤水泥拆开袋子，运到闸上。
　　袋子是用厚而结实的牛皮纸做的。监管耀邦同志的“军代表”即“上头”，认为“走资派”就是来炼就“一颗红心两只手”的，不准“老干部”用剪子之类的省力工具，“老干部”就用手撕，一袋，两袋……百十袋水泥经他一人之手扯开，然后搬送到正施工的闸上。我记得他的几个指头都出了血，水泥袋子上浸染了他不少鲜血一一长征途中一样的鲜血。回到屋里后，他累得无法动弹，我同孙师傅用架子车偷偷瞒着“上头”将他拉去包扎了一下。
　　一连几天大雨，洪水成灾，我们基建连冒雨投入了抗洪战斗。
　　“老干部”和我们几个人负责堵决口。决口有一丈多宽，中间有一人多深，水流很急，几个年轻人手拉着手，正小心翼翼地往决口里下，然后设法楔上一个桩子。
　　“老干部”一看水下需要人，不由分说，“噗嗵”一声，跳了下去。水，淹到他的脖子。
　　“危险！”
　　水下水上的人不约而同地喊了起来。
　　这时，我喊了一个小青年，两人一起硬将“老干部”拽了上来，同时我狠狠地“训”了他几句，他只是笑笑。
　　在我们的催促下，“老干部”才回去換衣服。等我们将决口堵住回到屋里时，仍不见“老干部”，也不见他換下的衣服，我们的心一下提到了嗓眼，这水连天水连地的，万一……我们又忙着四处寻找他。
　　趁着闪电，透过雨丝，我看到不远的小土坝上有一个人正在奋臂挥铣，加高坝子。
　　是“老干部”！我又喜又气地跑过去，夺下他手中的铁铣，看着新加高的十几米坝面，看着满身泥浆的“老干部”，我不知说什么好。
　　每次劳动，“老干部”总和小青年比。如有重任务，负责分任务的一排排长，常瞒着“上头”不让他去，他却同排长吵：“为什么不让我去？”见分了比较轻的任务就气：“为什么又给我轻的？”其实，我们基建连整天同石头、砖头打交道，爬高上低，哪有什么轻活呢？连我们这些当时二三十岁干体力活出身的人都感觉累，何况他这位年过半百的老同志呢？
　　冬季的一天，下着雪，我们建车库的工程仍在进行着。“老干部”一直干最吃力的话——从地面往空中的踏板上甩砖。
　　当我搭好四米多高的第二层踏板时，“老干部”搬着五六十斤重的土坯就往上甩。第一块被我伸手抓住。
　　“嘿！我还可以。”　 “老干部”高兴地说。
　　第二块没甩到应有的高度，从我手中落下，将地面砸了一个坑。
第三块又从跳板下落下，将“老干部”脚边的地面砸了一个小坑。
　　“停下，‘老干部’！”
　　我从踏板上下来说：“‘老干部’，你今天无论如何也得去休息一会。”我知道劝他休息或干轻活是从来没效的，就拉着他的胳膊把他扯到一边。这时，另一个同志来接下了他的工作。
　　谁知没等我爬上踏板，他到那边运砖去了。
　　我们基建连虽搞基建，但在夏秋两收种时，自然要参加收种。凡是在淮河流域干过农活的都知道，由于秦岭、淮河是中国的南北分界限，零度等温线，农作物一年两熟，即春麦夏稻，而收麦和插秧这两季的活必须在约十天内干完才能不误农时。因此，在收麦、插秧时是一年内最最繁重的体力劳动，我们这些生在农村、长在农村的年轻小伙子提到那段农忙时间也就叫过“鬼门关”。因那时没机器，割麦用镰刀，插秧用手，一万多亩农田，团中央老弱病残才两千多人，每人六、七亩地在十天内收种完毕，其劳动强度可想而知。夏天亮得早，我们常凌晨四点多下地，饭大部分送到田里吃，夜晚十一点—十二点左右收工，每天大约要弯腰割麦或插秧十七、八个小时，那种痛苦、难受、劳累不是用语言可形容了的，正如“大恨不恨，大爱不爱”即大恨大爱都不会也无法用语言表达一样，这样的大苦大累确实难以用言辞形容，不信请读者弯腰不抬头一个小时试试便知，更不用说每天十七、八小时了。就这样，“老干部”没叫过一声苦，一声累，没发过一句牢骚，还常边干活边给我们讲故事、讲笑话，并从没少出过一次工。他并且还成为连里割麦、插秧最快的几个人之一，一天可割九分地的麦子，或插七分地的秧苗。尤其令人不能忍受或者确切地说是惨不忍睹的是蚂蟥，这个长约三、四寸，有指头粗的吸血虫，是黄湖这个淮泛区最多的“土特产”，在插秧时，专吸人腿上的血，吸时还不痛，人很难发现，有时腿上能吸几排，且这个东西吸在人腿上后还拔不掉，只能用秧叶子慢慢捅它的吸盘。记得一次，我给耀邦同志腿上捅下了十七条蚂蟥后，他满腿鲜血淋漓，我心疼的热泪止不住流了下来。在这样的环境下，团中央有十几名同志包括身强力壮的同志都被折磨死在干校，其中还有正值壮年的团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钱大卫同志，就是在夏收夏种时当场累死在麦田里，至今还埋在黄湖。而受折磨最重的“老干部”身体比以前反更好，脸上常挂着笑容，嘴里还常哼个小歌曲之类的，还同我们搞讲笑话比赛。
　　从“老干部”身上，我看出了，一个伟人，无论在什么环境下，都有克服困难的意志和精神。
　　“老干部”的劳动条件如此恶劣，吃的自然也好不到哪里去。我记得每月是人均十元钱的伙食费，吃的也同我们一样，每天不足四毛钱，主要食物是南瓜、土豆、红薯，菜主要是腌的萝卜条，还时常在饭里撤把盐。记得有段时间买不到牙膏，“老干部”同我们用盐刷了一段牙。吃不饱饭，我们还常挖野菜煮着吃，农闲时偶尔抓了条鱼，我跑到几里外的农家做好拿回来“打牙祭”，而生活无论再苦，他却总是乐哈哈的。
　　我有个弟弟是中学老师，因常来看我，和“老干部”也熟了。每次他来，“老干部”向他打听农村情况，比如团的工作啦，农业收成啦，农民生活啦，教育普及情况，学生收费情况，粮食价格情况等等。当“老干部”听说有农民一天劳动十多小时还吃不饱饭时，他把刚刚点着的烟在桌上弄灭，扔了一丈多远，脸也变了色，愤愤地说：“极不正常，极不正常！”
　　在住室里，“老干部”从来都是严格要求自己，从不以“老干部”自居。
　　干校没有自来水，用水得到远处的水井里挑。我们屋里六七个人，轮换值日，值日的人当天还要负责室內外卫生和挑水。排值日表时，我们没排“老干部”，因为每天繁重的劳动已经够他受的了，得让他多歇一会儿。但“老干部”一看没排他值日，就很不高兴地嚷道：“不行，不行，干吗不排我？要排上！我决不能搞特殊！”我们只好给他排上了。
　　轮到他值日的第一天，我和孙师傅把要干的活全包了下来，他又不高兴了。第二次轮到他值日，没等我们起床，他就将水挑足，地扫得干干净净，室内收拾得整整齐齐。
　　一九七○年秋，我得了甲型肝炎，以为肝炎病是不治之症，思想负担很重，几次曾想一死了事。“老干部”发现后就在一个晚饭后约我到野外散步。“老干部”边走边说：“这个肝炎病啊，只是一个普通的病。没什么大要紧的。我们既要重视它，又要轻视它——重视就是要有病就得治，并且要积极治疗；轻视就是要在思想上不把它当作负担。就像毛泽东同志讲的‘在战略上重视敌人，在战术上轻视敌人’一样。终日想我的病如何如何严重，担心治不好了，这就等于又患了一种思想病，对身体有害无益。”接着他又给我讲了肝炎病在饮食起居方面应注意的问题。又提醒我说：“肝炎是个传染病，要注意少和别人接触。”我听了这话不禁一愣：原来“老干部”经常给我送吃送喝，包括同我同吃同住，是冒着被传染的危险啊，从此我注意尽量不同他共用生活用品。
　　第二天吃罢午饭，我刚躺下，“老干部”走过来拍拍我说：“吕师傅你起来一下。”我赶紧起来了。“走，我送你去医院检查一下。”我一听，激动得说不出话来，“老干部”自己常年犯病，不到躺倒就顾不上去医院看看，而对我这个建筑工人的病却如此重视，我的喉咙哽咽了，便默默地同“老干部”一起向几里外的医院走去。
　　路上，他一边走一边同我讲身体的重要性，“吕师傅啊，身体不仅是革命的本钱，事业的基础，更是人一生幸福的载体。如果把事业、家庭、知识、财富等等比作一个个0，身体比作1的话，没有这个1，再多的0也只能等于0；有了这个l，这些0才越多越好。肝炎这个病啊，是中国人的民族病，是黄种人发病率最高的一种病，三分在治，七分在养，尤其是心态要好。健康不仅指生理健康，更包括心理健康、精神健康、道德健康，重要的是一定要有好心情。顺利时的乐观人人都可做到，遇到各类挫折、疾病、痛苦时能乐观，只有将个人得失置之度外，‘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智者才能做到……”说着说着不觉到了医院，到医院后，“老干部”找到他熟悉的从北京来的内科吴医师说：“吴大夫啊，我们吕师傅的病，请你关照给检查一下，究竟是什么原因。”当医师确诊为早期甲型肝炎并且不太严重时，“老干部”比我还高兴地说：“早期甲肝好治，不用担心。”又忙着为我排队付款、拿药。吴医师看“老干部”忙碌的身影，也很受感动地对我说：“耀邦同志真是关心群众啊！”
　　晚上收工后，“老干部”顾不上吃饭，在他那小破箱里翻腾着什么，随后，把三瓶蜂王浆放在我的眼前：“吕师傅啊，你有肝炎，需要营养，这点东西你就拿着吃吧。”我当时清楚地知道在这非常时期里，被“上头”定下犯有“严重错误”的“老干部”是很不容易吃到这样的营养药的。我执意不收，他又说：“不要紧嘛，这个是我从北京带来的。”我说：“这药我无论如何也不能要，你身体比我差，岁数比我大，病情比我重。”“老干部”说：“我的病已经好了，不需要这个药了，我是因为用不着才给你的。”我当时信以为真，点点头收下了。现在想起来，那时也太天真了，怎么没想到“老干部”是为了安慰我才这么说的呢？
　　从“老干部”得知我生病的那天起，他常常给我打饭、端水、倒茶、拿药，还给我买点心。后来，我住进了医院，“老干部”三天两头跑去看我，送这送那，问长问短。住室里只要有人去看我，回来后他总要问我的病情。
　　没多久我出院回去时，记得当时天气很冷，连个帽子都没有。“老干部”看到后，就把自己的帽子戴在我头上说：“你刚出院，戴上这个有好处。”
　　“老干部”见给我的蜂王浆吃完了，就又从外地给我邮购了三瓶。
　　若能回北京一趟，对“老干部”来说是很不容易的。他每次从北京回来，总要给我们带好多吃的东西，什么糖啊，水果啊，点心啊，硬往我们手里塞。
　　这年冬天，“老干部”爱人李昭给他寄来了一个包裹，他打开一看，高兴地叫道：“豆豉！”自己没顾上尝一口，就忙着往我碗里扒：“这是湖南特产，你们快尝尝，这里买不到，你们可能没吃过。”我们一尝，都夸好吃。等住室里几个人的碗里都扒上一堆后，“老干部”自己也所剩无几了。
　　一九七一年秋，我的爱人，从几十里外的山村来看我，还带来了两岁的女儿小芳。开始“老干部”不知道客人是谁，收工回来后就戴个小眼镜趴在桌前看书，当听说是我爱人后，忙从椅子上站起来，“噢！是你爱人?为什么不早讲?”一边说着一边从破箱里扒了好一会，将平时舍不得吃的几块糖送给我爱人，又往我女儿小手里塞，小女儿胆小怕人，不敢要。“老干部”又往她胸前的一个小兜里塞，直塞得满满的。“老干部”还搂着小芳，一边吻她脸，一边逗她玩。
　　一天，我弟弟来看我，临走时天很阴。看样子，马上就要下雨了，“老干部”硬要让我弟弟穿上他的雨衣，我弟弟知道“老干部”经常冒雨参加劳动，没有雨衣，势必要淋雨，就头也不回地走了，谁知“老干部”竟然手拿雨衣撵了上去……
　　在同“老干部”一起生活的二年多时间，“干校”分了几次东西，都是“老干部”出钱替我们买来的。其实，他的工资往往被“上头”以种种理由扣发，一般只能得到百余元，有时更少。
　　在“干校”时，我家同千百万工人农民一样，生活极端困难，一个棉袄又破又薄。一九七○年冬，“老干部”见我不住地打颤，就脱下一件上衣给我：“吕师傅啊，你把这个穿上吧!你有病，又穿得这么薄，要冻坏身体的。”听了这话，我很感动，心想：尊敬的“老干部’’啊，我有病，你可也是多病在身啊；我穿得薄，你穿得也不厚而且也是常冻得打颤啊。我坚决不要，眼泪也快出来了，“老干部”叹了口气，只好作罢。
　　想想同“老干部”相处的日子，他对我们的关怀和影响是用纸写不完的，从家庭到本人，从吃饭到穿衣，从物质到精神，各个方面可谓无微不至。最重要的是他使我这个文化不高的农民工明白了许多做人做事的大道理，使我变得乐观、自信、坚强，使我养成了爱思考问题的习惯，使我……后来耀邦同志当了总书记后，许多人听说我同“老干部”一起生活了两年多，慕名问我“老干部”是不是很特别，与众不同时，我不假思索地回答：“不同!他是一个为他人不惜牺牲自己一切的人。”
学习并思索着
　　在干校同“老干部”相处的日子里，他那孜孜不倦的学习精神和善于思考的习惯，也使我很感动。
　　每天“老干部”总是睡得很晚，起得很早。当时我没有手表，说不准“老干部”夜里学到什么时候，我只知道睡醒一觉后起来小解时，“老干部”仍在读书。每年夏天的晚上，“老干部”几乎没有出来乘过凉。那间低矮、窄小的住室不但闷热，蚊子也很多。一叮身上就起一个红疙瘩。
　　那个年月，“上头”既不准“干校”配蚊帐，又买不到蚊香，四面透风的窗子既没有玻璃，又没有窗纱，“老干部”被咬急了，就挑了一担水，把两只腿浸在水里，这样既可以抵挡蚊虫叮咬，又可起到降温的作用。我记得他经常写一些自勉式的座右铭之类的句子，有时压在桌子上，有时夹在书里，有“书读无厌念我任重道远，笔耕不倦任它飞短流长”、“寂寂廖廖茅草居，读读写写半床书”、“壮士腰间三尺剑，男儿腹中五车书”等等。
　　一九七一年夏季，一连几天抢收小麦，活很重，“老干部”扛着几十斤重的麦捆子装牛车，就连我这个土生土长的小伙子也吃不消。团中央一个年龄不大叫萧也牧的作家，就是扛麦捆子当场累死的。每当我们回到住室后，胡乱扒几口饭，就躺在床上休息。而“老干部”总是戴上小眼镜，坐在桌前，拿起了书本。有时，他病得一连几顿不能吃饭，躺在床上仍在看书。
　　“上头”难得批准“老干部”回一次北京。我记得这两年多“上头”只批准了他两次，一次是他爱人李昭同志生病，一次是因为他便血不止到北京看病。临走时，除给李昭同志带少量农产品外，必带一小捆书，我问他干啥，他说路上读，我不解地问：“路上还有时间读书?”“老干部”笑了，“吕师傅啊，书作为人的精神食粮，是人类进步的阶梯，读一本好书就等同与一位高尚的人谈话，读书是在有限的时间内汲取人类数千年成就的不二法门。只要吃饭有时间，读书就有时间。再之，途中等车及在火车上都是读书的好时间啊。”他利用回北京的机会买很多书。每次回来，书自然不会少带，有些书有半尺多厚，我和孙师傅常称之为“枕头”，二年多时间，“老干部”的“枕头”换了一个又一个，很难计算出他读了多少书。
　　“老干部”不但自己刻苦学习，而且还开导别人学习。连我这个农工也跟他喜欢上了读书，后来，我的孩子又受我影响也爱读书，有三个考上了研究生，现在分别在北京、昆明工作。
　　还记得有一次他开导同来“干校”的一位较年轻又比较悲观的同志：“要利用这段时间多读书啊，‘顺时干事，逆时读书’，不仅是一种境界，也是一种智慧。人有了学问，如同站在山上，可看到很远的东西，没有学问好像在黑沟里走路，只能摸索，我送你两句话‘读书有味忘身老，万卷古今智更长’。”
　　我弟弟一次来看我们时，我同“老干部”正在稻场上往卷扬机里铲麦子，恰巧卷扬机因断电停了下来。人们自然要休息一会，“老干部”随手拿起了书读了起来——他下地时经常带着书，一有休息时间就读，我现在还清楚记得，当时勒着围腰子、头戴草帽的“老干部”，坐在麦袋子上一边喘气一边读书，看见了我弟弟，就一边摆手一边喊：“来来来！”我弟弟闻声走了过去，他俩很亲热地谈了起来。他教导我弟弟利用“三余”时间读书，他说：“年节，为岁之余，利用这别人欢庆的时间读书：雨雪，季之余，利用这别人闲暇的时间读书：早晚，天之余，利用这别人休息的时间读书。要力争做到‘书无未曾经我读，事无不可对人言”。我弟弟在他的影响下，也爱上了读书，后来恢复高考后，还考上了大学。
　　有一次“上头”听说“老干部”在思考国家体制问题，就气势汹汹地来“拿他是问”：“国家体制是你有资格思考的吗？”没想到“老干部”针锋相对，“国家是人民的国家，国家权力的根本是人民授予公职人员代表人民行使的，每一个公民就有权思考。人类文明的三层次是器物层文明、制度层文明、观念层文明，没有制度文明就没有人类的最终文明，我们党高层屡屡出现大问题，这就需要我们从制度层次去思考、探索。”“你不是公民，你是走资派。”“上头”“咆哮”道。“你们可以给我定任何罪名，但剥夺不了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权利”，后来“上头”又组织批斗了“老干部”一次才算了事。
　　记得“老干部”有一次同青年报社的一个编辑谈读书要与思考并重，“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怠”，不要读死书，尽信书不如无书，如果书上说什么信什么，必陷入机械教条主义泥潭，越读越糊涂。记得他问那个编辑：“古书上有句话：‘人生识字始糊涂’是不是指我说的这种不思考的读书?”那个编辑连说几声是。“老干部”笑着说：“古人还说‘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我看书中什么都没有，只有知识，只有智慧，只有读书人自己特有的由知识智慧带来的精神之乐、灵魂之乐，当然这种快乐也是最重要的。”“老干部”还有个特点是“不动笔墨不读书”即读书与思考同步，不作书虫。记得他还说过读书有三个境界，“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读书不得法、不思考是会害“死”人的。
　　由于“老干部”博览群书，他政治、经济、宗教、军事、工业、农业无所不知。“老干部”常绘声绘色地给我们讲世界及我国各地的风俗人情，讲政治、经济、军事情况，讲宗教故事，常听得我们入迷。连谁生病也讲如何防、如何治，俨然一个博学的医生。
　　“老干部”特别熟悉农村，熟悉农民，熟悉农时。懂得我们农村的许多土“规矩”。知道什么时令该种什么作物，知道水牛几个牙时最有劲。
人走真情在
　　“‘老干部’要走了。”
　　一九七一年末的一天，我刚收工回到住室，听到这个消息，心里复杂极了。真舍不得“老干部”走啊!我呆呆地立在那里，一时好象失去了什么。
　　不知什么时候，“老干部”已经站在我的身边，安慰我说：“不要紧嘛，我们可以再见面的。我以后还来看你们，你们也可常到北京玩。”
　　渐渐地，我明白了“老干部”回北京不正是自己——也是亿万中国人民的心愿吗？
　　于是，我默默地为他收拾东西。
　　“老干部”的家当主要是书，装满了一个箱子后还剩不少。我没去管这些不能吃、不能穿的东西，就把“老干部”的衣服等生活用品捆得结结实实。
　　这时，正忙着同别人谈话的“老干部”指着那些书笑道：“吕师傅啊，请您把这些书也捆一下好吗?”我点点头，就把这些“无关紧要”的东西胡乱系了几下。
　　过了一会，“老干部”走过来，提了提我刚才捆的书，见捆得没有衣服之类的生活用品结实，笑着说：“吕师傅啊，这个东西重要，比那些重要得多。”他指着书，又指着衣服告诉我，我领会了“老干部”的意思，又将书重新捆得结结实实的。
　　“老干部”满意地笑了。
　　“老干部”对我们也是很留恋的!他连说几遍感谢我们教给他建筑手艺、生活上的照顾，其实他照顾我们更多。他嘱咐我要注意身体，争取多学点文化；教导我要正确对待困难、挫折；叫我相信真理最终会战胜谬误；叮嘱我有什么困难一定写信给他。
　　临走之前，“老干部”又把他的部分生活用品，送给了我和孙师傅。又特意送了几瓶蜂王浆，让我滋补身体。
　　“老干部”走了。
　　“老干部”提着几个包裹，坐公共汽车走了。
　　“老干部”回到北京后，一直没有忘记我这个泥瓦匠。没有忘记同他劳动生活在一起的人，没有忘记同他建立了深厚感情的黄湖人民。
　　一九八三年，“老干部”又委托一位同志给我们送了他的照片并让转告我们，他身体很好，让我们放心。
　　一九八五年底，“老干部”又委托李昭同志向在他家做客的原黄湖农场的老同志，带信问候我。
　　一九八九年四月九日，我又去中南海边的会计司胡同他的家，看望辞职后的耀邦同志，他中断了同一位海军老领导的谈话来陪我吃饭。没想到我回家没几天接到了耀邦同志治丧委员会的通知，让我作为他过去的故旧的代表去北京参加他的追悼会，当时我觉得天都塌了下来……
　　耀邦同志去世后，李昭同志还常托人问候我，给我带东西。
　　我总觉得“老干部”没有死，他永远活在我及黄湖人民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