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印象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屈指一数，父亲已经离开我们整整三十年了。但无论隔离的岁月多么漫长，我却总觉得父亲没有走远，因为他那优秀共产党员的形象与朴实人民公仆的身影，时常出现在我的脑海里，让我念念不忘。
       我的父亲陈永效，1923年12月15日出生在安徽蒙城乡下，因为没有兄弟姐妹，自幼形成独立坚强的性格，年轻时在家务农，勤劳本份，是爷爷的好帮手。每天除忙于农活耕作外，还帮爷爷做点磨油卖油的小生意，赚的钱置办了几十亩薄地。即使这样，由于当时苛捐杂税重，天灾人祸多，日子过的还是紧巴巴的。父亲年少时读过几年私塾，在庄上也算得上是一个文化人，思想比较进步。抗日战争时期，彭雪枫将军率部队在宿蒙一带抗击日寇和伪军，父亲受其影响，又经当地党组织的动员，在四十年代初就陆续参加了一些革命活动，1944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民兵队长，从此将自己交给了党，几十年如一日勤奋忘我地为党工作，为革命事业鞠躬尽瘁。   
       1946年8月，组织上为加强河南豫东地区党的组织建设和地方基层政权建设，选派父亲到河南睢县工作，父亲无条件服从组织安排，只身一人来到几百里之外的睢县开展革命工作。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父亲在党的正确领导下，组织群众同敌人进行殊死斗争，出色的完成了党交给的各项任务，多次受到上级的表彰和奖励，为革命胜利和新中国的建立做出了积极贡献。新中国成立后，父亲为巩固政权，加强党的建设，恢复和发展经济做了大量工作。在蒙城先后任乡党支部书记、县大队指导员、区民运部长、区委组织部长等职。在睢县先后任区组织部长、区委书记、县委组织部部长、县委副书记等职，1954年8月任商丘地委委员、睢县县委书记。   
       1949年年初，父亲托人给母亲捎信，告知自己在外一切安好。母亲得知父亲的消息后，毅然决然带着幼子一路寻夫到了睢县，随之也参加了革命工作，先后任睢县县妇联主任、商丘地区妇联福利部长，1958年还光荣出席了全国妇女工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受到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父亲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具有强烈地革命事业心。无论工作怎样变化，无论在哪个岗位，他都是坚决服从组织安排，从不讲困难，不讲条件，也从不给组织找麻烦。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豫东是重灾区，永城县出现了震惊全国的饿死人事件，县委书记县长均被依法追究，急需加强县委领导力量抗灾救灾。组织上想到了曾任多年县委书记、年轻有魄力、工作经验丰富的父亲，决定让他去永城担任县委书记。父亲临危受命，二话不说，打起背包于1960年10月到了永城。为了掌握第一手资料，全面弄清永城的真实情况，父亲带着有关工作人员骑着自行车，跑遍了全县所有公社，深入基层，深入群众，调查摸底，研究措施，解决问题，大力恢复发展生产，很快扭转了社会混乱、干部恐慌、群众缺粮的局面。辛劳、艰苦的生活和超负荷的工作，也使父亲身体透支过度，出现浮肿，患上肝炎，留下了病根。
       "文革"期间，信阳县委、县革委主要领导空缺，派性严重，三派对立，发生了武斗和打砸抢现象，甚至武装部都遭到严重冲击，部分枪支弹药被抢，县委办公楼被占，成为各派武斗的中心，局面失控，社会极不稳定，混乱状况在全省少有。危急时刻，省委又想到了能打硬仗的父亲，省委主要领导亲自找父亲谈话，委以重任，让他到信阳县工作，加强县委的领导力量。父亲坚决服从命令，于1969年2月从河南最东边的永城县来到最南边的信阳县。他在上级党委的领导下，很快组建了县委、县革委领导班子，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和党员的作用，深入细致的做了大量协调工作，积极恢复和发展生产，保护了一大批中层领导干部，稳定了人心，控制住了混乱局面，没有辜负上级党委和领导的信任与重托。
       父亲在长达四十多年的革命生涯中，对党无限忠诚，党叫他干啥就干啥，党叫干啥就干好啥。先后任睢县县委书记、开封地委农工部副部长、永城县县委书记、信阳县县委书记、信阳地委常委、地革委生产指挥部副指挥长、地革委副主任、地委副书记、南阳行署副专员等职务，光是在县委书记的岗位上，就干了二十年。   
       父亲几十年如一日，始终勤勤恳恳，忘我的为党工作，可以说是一个工作狂人。他几乎没有星期天的概念，上班时间就不用说了，下班回到家里，也是不停的批阅文件或是读书看报。长期超负荷工作使他积劳成疾，患有严重的心脏病、糖尿病、高血压、肝硬化等多种疾病。但是，他一直是带病坚持工作，基本没有住过医院或进行系统的治疗。只有一次，是他带领有关人员到大寨考察学习时晕倒了，才住了几天医院。在我的印象中，父亲除了工作便没有其他爱好，更不要说干家务活了，就是养花、打牌等休闲娱乐项目，他也一窍不通。
       坚持原则，实事求是，认真负责，严格要求、一丝不苟，是父亲在工作中的一贯作风。父亲对工作标准要求高，与他一起工作过的同志都深有体会。就是对讲话作报告这样的事，父亲也从不马虎，照本宣科，秘书私下说最怕给他写讲话稿，因为总要反复修改，一般不到开会时不能定稿。工作中，如果他发现影响工作的人和事，就会当面给予批评。但是，父亲从不背后议论、记恨别人，给人穿小鞋。所以，大家又很愿意与他在一起工作，都说与他共事可以学到很多东西，让人受益匪浅。在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中，后来有许多走上很重要的领导岗位。   
      父亲平易近人，团结同志，公道正派，光明磊落，在干部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望。1969年2月，组织上让父亲从永城县到信阳县工作时，正至春节期间，接到命令后，父亲连夜召开永城县领导班子会议，传达上级通知精神，交接相关工作，为了让同志们安心过好春节，他还要求暂时保密，不要打扰大家。没想到，第二天早上出门离开时，看到在寒冷的冬天里，门外有许多连夜赶来为他送行的同志们，父亲非常激动，含泪与大家道别。二十年后，父亲脊椎染病，久治不愈，这些同志十分关心父亲的病情，四处帮忙打探医院和医生，终于联系到上海瑞金医院的骨科专家，治好了父亲的病患，这充分诠释了什么叫同志情，什么叫牵挂。
      父亲在工作时，不但关心同志们的成长进步，还很关心他们的生活需求，特别是对机关的司机、炊事员、理发员、门卫、工勤等服务人员，都是格外关照，总是想方设法解决他们生活中的困难和问题。因此，他也与大家结下真挚的革命情谊。  
      1983年12月，父亲从南阳行署离休回到信阳休息，南阳地委、行署的领导和同志们除逢年过节慰问外，平时也常来看望。父亲离休多年后，有一次乘火车到外地看病路过南阳，部分同志听说后，有一二十人冒着酷暑在车站站台等候，就为了见他一面。仅此小事，便可见他与同志们的感情多么深厚。父亲病重期间，南阳地委、行署的主要领导亲自前往看望。父亲病逝，他们又亲自前来吊唁，并安排由南阳地委和行署主办治丧活动。父亲逝世后，南阳行署仍每年派人前来慰问看望母亲，直到2012年10月母亲去世。这些事，都让我们做儿女的感动不已。
      父亲清政廉洁，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工作上高要求，生活上低标准，始终保持着一个优秀共产党员的先进本色。父亲在五十年代就享受高级干部待遇，但是，他从没有假公济私，损公肥私，搞特殊化的情况。   
      1961年初，我们家搬到了永城县，住的是三间土胚墙的茅草屋，外加一间小厨房。那时家里人口多，除我们兄弟姐妹外，还有因生活困难投奔父亲的姥爷、小姨和两个表兄共10人住在那里，拥挤程度可想而知（因工作需要，父亲住在县委，母亲住在县妇联，都是寝办合一，大哥参军在部队）。那个房子很破旧，遇到下雨天，外面下大雨，屋里下小雨，一家人都要忙着用盆盆罐罐接雨水。县里为改善干部职工住房，先后几次建起了砖瓦房的家属院，父亲每次都是把新房让给了其他同志去住，直到1969年父亲调到信阳工作，我们仍旧住在那个破茅草屋里。那时，家里没有自来水，吃水都是姐姐们到城外一个深井里打水，然后把水挑回来或抬回来。井很深，需要用系着绳子的水桶把井里的水提上来，姐姐也就十多岁，人小力弱，提水挑水还是有点吃力。一次，大姐在井边提水时，还不慎掉到井里，幸亏附近有大人及时把她救了上来，捡了一条性命。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父亲也从来没有给我们搞个特殊。   
       在生活物资供应上，父亲不允许机关给我们任何特别的照顾。那时，粮食是计划供应，我们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口粮不够吃，小姨只好经常领着姐姐们去农村挖野菜，打一些槐花和红薯叶之类补充口粮不足。有一次，她们在一个农场里打红薯叶时，被农场里的人逮到，非让家长来领人，姐姐无奈只好说出父亲名字。他们看着衣着破旧的姐姐，怎么都不相信是书记的女儿，更不相信书记家粮食不够吃，直到打电话向县委证实后才将姐姐放回。我们家孩子多，食用油指标少，每月都不够吃，县委机关炊事班给我家送了一斤油。母亲给父亲汇报后，父亲很生气发了脾气，对母亲说：“下月不吃油，也要把油还回去”。在我的印象里，日常吃的最多的就是红薯，可以说每天都有红薯饭或南瓜饭，如果不是逢年过节，很少能吃到纯白面馍。   
       我小时候对父亲不太理解，总认为他不怎么关心我们。父母一心扑在工作上，吃住在机关大院里，基本上顾不上我们，很长一段时间，家里都是由一个保姆老奶奶照顾着。“文革”期间，父母受到冲击，就更顾不上我们了。那时，保姆和小姨都按政策要求回原籍了，大哥大姐又在外地工作或上学，只有十多岁的二姐领着我们自己照顾自己，经常没有钱买粮食和青菜，现在想起来那时的困难状况仍然忍不住泪流满面。二姐、三姐做饭是“炊事员”，四姐买菜是“司务长”，五姐是“捡来的”，这些绰号在县委机关被喊了很多年，笑谈中饱含泪水。五姐的绰号叫“捡来的”是因为她小时候没有被照看好而丢失过，好在多天后，被大姐到农村参加校外活动时偶然看到，回家告诉父母给找了回来。四姐小时候曾寄养在别人家4年多，人家都不愿还回来。我在婴幼时也曾被一个因讨荒要饭而临时收留在我家的奶妈抱走过。这个奶妈在我家一段时间后说想回家看看，就抱着我走了，好在那时人比较诚实，她回家看看后又回来了。现在想想都后怕，因为不知道她家是哪里的，这在现在简直不可想象。由于父母忙于工作，经常很多天见不到他们一面，以致于我们与父母之间都产生陌生感，每次见到父亲时，总是下意识的躲在一边。
        父亲几次调动工作，家也随之搬迁。说是搬家，其实基本上没有什么家具，更别说什么值钱的东西了。1969年4月我们从永城搬到信阳时，一辆二吨半的卡车，连人带东西只占了大半个车箱，看到车上还有空地，就把没有用完的散煤也装在了车上。结果经过一整天的路途颠簸，我们到信阳下车时，一个个都变成“非洲人”了。  
       父亲对子女要求严格，从不宠溺，也没有利用他的职务和关系为我们在工作和生活等方面给予照顾。
       我们兄弟姐妹七人，除大哥、三姐很早入伍到部队外，其余都有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经历。大姐初中毕业刚刚15岁，父亲就让她去了农村劳动锻炼，自己拿钱和粮票在公社买饭吃，后来接到农技校入学通知，她才独自一人边走边问路摸着回到家里；二姐在永城时就已下放农村，随父母到信阳后，县委办公室主任说可以安排工作了，父亲说不行，又重新下放到农村；四姐下放在农村干了近6年；五姐下放在淮滨，生活非常艰苦，常常用盐水泡米饭吃。那时，政策允许父母身边留一子女不下放，许多家长也想方设法让子女躲避上山下乡而就业。我是家里的小儿子，姐姐们已下放去了农村，我完全可以不再下放，可父亲还是让我去了农村接受再教育，而且是到生产队插队。刚刚十七岁的我，每天与群众干一样的农活，还要自己打理做饭、种菜、洗衣缝被等一切生活繁琐事。艰苦的农村生活使我们得到极大锻炼，这段经历也成为我们以后工作和生活中克服困难的宝贵财富。
       随着岁月慢慢流淌，我也逐渐理解了父亲。无数事实与实践证明，父亲对我们的严格要求就是最好的关心和爱护。他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影响着我们，使我们树立了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养成了自尊、自信、自爱、自律、自强、自主、自省和勤奋努力的良好习惯。虽然我们兄弟姐妹在事业上没有作出很大的成就，但是，都较早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工作勤奋努力，分别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小有成绩。就拿我的成长经历来说，我下放农村时，不怕苦，不怕累，扎扎实实干了近两年，基本上什么农活都能干，已与农民无别，连年被评为劳动模范。参军到部队后，苦练军事技术，各方面表现突出，入伍半年就荣立三等功，多次受到嘉奖，当年就提为班长、团集训队军事教员，第二年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很快被提干重用。1986年，因部队精减整编，在连级职务上转业到地方，被安排在民政系统二级机构干休所工作，1989年报名参加地直单位选调人员考试，1990年2月以优异的成绩被行署办公室录取，从一般办事员开始干起，一步步走到正处级领导岗位。这是组织培养教育的结果，也与受父亲思想的影响和个人的努力分不开。父亲是我人生旅途中的灯塔，是我学习的榜样！
       父亲离休后，多年积累的疾病渐渐加重，特别是后来脊椎染病迟迟没有确诊，药物治疗因不对症而无效，病灶逐渐侵蚀到颈椎、胸椎、腰椎，压迫神经而导致不能站立行走，剧烈的疼痛，常常使他彻夜难眠。即使这样，父亲在以坚强的毅力顽强与疾病作斗争的同时，还要求我们不要向组织提条件，不要浪费国家的钱财，不要给医院医生增加压力。父亲是离休干部，政策允许医疗费用全报，可是，父亲从不让使用价格贵的药物。有一次，医生看着父亲太虚弱，抵抗力太差，就开了一点白蛋白，父亲知道此药比较贵时，坚决不让用。单位领导探望他时，看到我们推着父亲到外面晒太阳的旧轮椅，是借用病房护士站的时，就想给父亲买一个新的用，但父亲也坚决不同意。当时，那个医院正在开展教育活动，还把父亲的事迹作为典型教育大家。父亲在上海瑞金医院治疗时，大姐去陪护，想顺便拍个X光片检查一下腰部不适，因挂号就医等手续繁琐，医生就把单子挂在了父亲名下。父亲知道后，严厉批评了她，让她重新挂号开单，自己交费，并亲眼看到自费发票后才罢休。 像这样的事还有很多，在教育着我们的同时，也感动着许多人。  
       父亲因病于1990年4月29日逝世，只有67岁。他早年投身革命，战争年代，出生入死，九死一生；建国后，他辗转多地，条件艰苦，历尽艰辛；“文革”期间，他遭到严重冲击，身心俱疲；离休后，又被疾病击倒，受尽病痛折磨。父亲在位时没有时间享受，离休了又匆匆离去，令人扼腕心痛，十分惋惜。   
       父亲走了，仿佛一座高山倒塌。但在我们的眼里，他永远是这样的一个人：始终牢记党的宗旨，以人民为重，一切为百姓着想；始终坚定理想信念，毅志坚韧不拔，从不向困难低头；始终保持高昂的革命斗志，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为党工作；始终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不居功自傲，一身正气，勤俭廉洁；始终密切联系群众，平易近人，为人坦诚忠厚。父亲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一个优秀共产党员应有的风范。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不愧为党的好干部，人民的好公仆，我们的好父亲。
敬爱的父亲，您安息吧！